李華成展示之前他SD記憶卡的“信訪調解室”照片
2009年12月6日，好房網成都市天回鎮金華村，拆遷工人穿過擺放在工地里祭奠自焚拆遷戶唐福珍的花圈。11月13日，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執法局對唐福珍住所進行強拆，唐福珍自焚燒傷，之後因搶救無效死亡
7月4日上午，李華成約我在成都光華大道上的國際非遺博覽園見面。這個四十多歲的男人開著一輛破舊電瓶車，載著我固態硬碟繞向園後的農家樂。那裡是他常往的清靜之所。
他很清楚，最近在媒體上曝光，是因為自己作為一個上訪釘子戶，去年被青羊區信訪局“招安收編”、後又重歸上訪隊伍的經歷被挖掘。在赴約前，與他接觸過的記者告訴我：他反覆訴說太平洋房屋強拆帶給他與家人的系列打擊，“聽得讓人起膩”。最令人頭痛的是，“他好說官話套話”。
2012年曾與他合作“暗訪”成都市國土資情趣用品源局的一位女記者對此倒是頗為理解—對於執著的上訪者而言，他的整個生活，及其家庭在內，常年專註的惟有上訪這件事。她認為李華成只是對法比較願意鑽，比較懂策略，知道如何為自己說話。總之，他不像一個普通的農民。
電瓶車“突突”地停在果園。一旁閑耍的幾名男子沖李華成高聲揶揄，“喲，又來了一個。”他黝黑的圓臉馬上堆起笑，“這是我特地請來的律師。”
剛坐下，他一邊遞上自己的身份證，一邊客氣地請我出示工作證。爾後壓低聲音，“這個時候，不得不小心行事”。
攤開厚厚的材料，“在我信訪工作期間，我向政法委書記提出過，要求他們規範執法，端正作風。以免發生冤假錯案。包括我對信訪工作人員表示，沒有規矩不成方圓……”說這番大義凜然的話時，他一隻手自然垂落在扶手下端，身體斜倚，肚皮微鼓。
“有沒人說你挺像領導幹部？”我打斷他，問。
“有。”他眼皮眨巴著，有人是嘲笑我，有人是實實在在地說。
刁民是如何“煉”成的
“我是對他說過那句話。”許娥芬在位於青羊區城鄉結合部的“英國小鎮”上，開了一間茶房。她是文家街道辦轄區村民，6年前遭暴力拆遷，從此上訪不懈。
去年秋冬季節的一天，她再次來到青羊區信訪局。在掛滿錦旗的裡間，她看到桌上紅底黃字的牌牌標註著“李華成信訪調解室”。眼前那張面孔，叫不上名，但分明是在同一“戰壕”亮相過的。
他問她，“你有啥子冤屈？我來接待你。”
“你還能解決我的問題？你的屁股都在流鮮血，還想替別人治痔瘡？！”她忿忿地脫口而出。
“你依法走嘛，”李華成嘴上應著，她的話卻像一把刀捅進心窩。今年2月，他徹底辭職“下課”。
“我不曉得他是啥子原因不乾。但他家的事確實一直沒解決。”許娥芬說。
李華成是青羊區文家鄉董家壩村7組的農民，原本與父母妻兒擁有7畝承包地及附作物。據他說，他與所屬的文家街道辦產生矛盾，乃至要狀告區政府，始於2005年。那年，青羊區徵地風聲傳出，他在林園地“又栽種幾百棵樹，而且都是名貴品種”。結果，徵地補償金談不攏，“本來談好賠償18萬多，房屋面積按家庭每個成員35平米計算。年底他們卻翻賬，說是算錯了，只願給13萬多。其中說我搶種樹。”
有人質疑他投機取巧。根據相關法規，凡在國家公佈徵地之後所栽樹木、建蓋房屋都屬違規，不應補償。他申辯說，“不是我耍伎倆。土地分為國有與集體所有。我家土地屬集體所有，我就有經營權、使用權、收益權吧？”
我致信約訪董家壩村社區書記與文家街道辦黨委領導，收到答覆：“關於李華成的事情，請找青羊區區委外事辦”；“對不起，請通過正常渠道。”
被婉拒之際，李華成領著我登上安置小區“心愿花園”第二期的一棟住宅樓。遠方是一片開拓的高爾夫球場。他指著綠茵中的停車地說，“那裡曾有我的家園。”2009年，為修建高爾夫俱樂部、別墅、安置小區，鄰近的樂平村、七里村及部分董家壩村土地被征收。談判僵持不下，6月下旬，“街道辦以村委名義，組織上百人”將他們夫婦強押出屋，“所有家當全部洗白了”。
當天，李華成憤怒地衝到街道辦，要與領導當面理論—“哪怕有一分錢的理由”，聯防隊員們手扣手將他擋在人牆外。其後，他從區政府一路上告到省政府，然而“從上至下，層層踢皮球”。這一年，也是時任成都市長李春城大行舊城改造之年。
一個月後，李華成與妻子來到北京，蝸居在南站一帶的地下室。他要向國家信訪總局遞交申訴。7月13日，國家信訪總局復函，已轉給四川省信訪辦。當天，這對夫婦在天安門廣場周圍被帶到警局，接著被成都駐京辦的人接到一家快捷酒店，隨後又被文家街道辦派員拉回四川。
“街道派出所所長耍門坎，還是我們說了算！”回去當晚，青羊區公安分局對李華成宣佈行政拘留9天，處罰理由是，他“非法攜帶證據”。當年的女記者早已淡忘他的長相，卻記住他多次講述自己被拘留，連累兒子報考軍校政審無法通過。
2013年，李華成打起行政訴訟官司，狀告青羊公安分局，從青羊區法院逐級告至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。因為“超過法定起訴期限且無正當理由”，法院均裁定不予受理。
他成為當地高度維穩對象。“上有指令—莫把他跟丟了，”他大手一揮，“起先，我身後跟著六七個人。遇上敏感期，監控力度加強。他們騎車在我車後追攆，瘋狂攔截。監控人員中有強拆我家的人，他們斜眼瞄著我—你算個老幾？”
矛盾日趨白熱化，他的維權意識愈加根深蒂固—“我要堅定走下去，固執就是意志堅強！”計算利益損害，維權付出的成本也在上揚。2012年年底，李華成向區政府開出的賠償總額被斥為“漫天要價”的“刁民”。他自有道理：相比政府投入的高額維穩經費，我的報價很低。
“訪民中，李華成比我們會說話。”許娥芬捧著一疊卷宗進來。儘管事先我與她講明採訪目的，她還是引來她的哥嫂—兩個維權者。她抽出自己被毆打後的相片，擺放在我面前。一個怯弱的聲音再三問我，“你說，我們該怎麼辦？”
法是刁民的救命草
學法。李華成點燃了香煙。他的床頭凌亂地碼放著《行政執法與行政審判》、《行政覆議法》、《農村土地承包法申請圖》、《土地承包法》《土地管理法》等，裡面還夾有一本《讀心術》。書的封面覆蓋著一層薄灰，這個初中未結業的農民在被釋放後，決心鑽研土地法規與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》。
2012年9月，他分別向成都市國土資源局、四川省國土資源廳、國土資源部申請公開“有關成都市青羊區董家壩村7組，高爾夫球場，別墅占地批文信息”。市級與省級兩大國土部門迴文：經查，無上述土地批文信息。
這年年底，他又向中廣網舉報，協助記者調查此事。“國土資源部三令五申禁止新建高爾夫球場，青羊區仍有占地千畝高爾夫球場在營運”，他更篤定拿到核心證據—“沒有獲批(土地使用批文)，就意味違法占地”。
於是，面對我對他種樹動機的疑問，他再三強調：“樹是徵地通知前種的。至今也沒有徵地公告，因為沒有批文徵地。”
他還說，那次事後，一個區領導指著他：你把這個“膿包”戳破了。
“這個人的確很對。”蘇坡街道辦訪民薛明遠說。2007年，他家的土地被以建造影視基地之名強徵。在青羊區信訪局，他邂逅同來上訪的李華成，“覺得眼熟，他原來與我侄兒一個生產隊。”兩人越聊越近，“不斷交流中，他給我指明一條道—從上訪維權到司法維權。他說土地問題必須要學習法律，摸清條例條款，爭取政府信息公開，要像滾雪球一樣掌握違法事實真相。”
勾利與薛同屬一個街道辦，同住一個小區。她在爭取她與女兒的居住權。或許因為年輕，對學法與扭轉生機，她要比許娥芬更積極自信。看著書櫃里的法律書籍，她對李華成十分感激：
“如果當時他不肯幫助我，我或許要花費很長時間才明白後面的路怎樣走。上訪的人都巴望有人關註，誰也不想無止境地熬下去。兩年前，我就很依賴，根本不懂依法維權。為此，我們與政府機構胡攪蠻纏過，也被他們推諉趕走過。他們說什麼，我們只能聽什麼，十分無助。
2012年秋天，我在區國土資源局交涉，認識了李華成。他很有經驗，問我拿到徵地公告沒有。他把他的版本給我看，我才心裡有數。他說拿到它，趕緊去做徵地信息公開。現在，我們已做了兩百多起信息公開。不管別人說什麼，我們都能在法律框架下，拿出依據講道理。”
聽到李華成索要高額賠償，她不感到驚奇。上訪讓他們體會生活的艱難越多，他們就越憂慮子女的命運。“普天下父母的心都相通。我盼望快刀斬亂麻，儘快獲得切實保障，彌補我對女兒的虧欠。”勾利望著正在客廳玩耍的3歲孩子說。
今年6月初，街道辦的人來到李華成家，說會有8人陪同他與另一女訪民到外面“耍上一周”。不由分說，即刻出發。
去往阿壩若爾蓋草原途中，見他情緒低落，他們勸道，“你吃好玩好就行嘛。”
“可我哪有心情玩？”在車上，他對他們宣講，“我的今天可能是你的明天……”
他們回答他，“如果哪天我家也被鏟平了，一定請教你。”
“你是政府的防彈衣”
每周二還不到9點半上班時間，訪民們便陸續聚攏於青羊區群眾服務中心。這一區信訪局設在區政府大院13號樓，緊挨著派出所。院內，無論藍衣警員還是黑衣保安，與上訪者不經意的對焦，彼此眼神都透出戒備、逡巡、乏味。
例行公事的登記，訪民企盼中大獎似的，等待被領導幹部接見。快10點鐘，終於有人不耐煩地吵嚷起來，“都幾點了？還不見你們領導露面，莫怪我們去撞他們的門。”
“這事我們真乾過。要闖領導辦公室，必須過一道大鐵門。李華成雖在這兒上班，但和我們一樣被擋在鐵門外。”站在接待室外，勾利的眼神瞥向最靠近派出所的一間房，那裡曾是“李華成信訪調解室”。
去年上半年某個周二，李華成又來上訪。青羊區信訪局局長解愚將他叫到一邊，要他來做信訪工作。他說李華成的上訪與講法是勝任這份工作的“過渡鋪墊”。
“開玩笑吧，”第一次，李華成未加理睬。9月下旬，解愚打電話叫他來一趟信訪局。接下來的一小時里，解愚竭力說服他接受上次的提議。
“會不會是陷阱？萬一我在信訪辦說錯話，不是逮住我的尾巴？”他心裡七上八下。不過，“解局對我說，你也知道信訪不能解決問題，要找相關職能部門，要儘量引導訪民走司法。”
李華成說解愚還暗示他：“假如你來做工作，也許你的問題會加快進度。”
在青羊區信訪局門口，解愚卻對我說，李華成沒有開出要解決自身問題的條件，他也沒有給予任何相應承諾。“我們能夠提供給他的是一間辦公室、一頓午餐，還有每個月800元的勞務費。”
去年10月間，訪民薛明遠來到信訪局。他詫異地發現李華成搖身一變，居然變成接待訪民的“李主任”。他忙問原委，李苦笑一下，顯得很無奈。
“做嘛。這是做好事嘛。”每逢上訪接待日，李華成或站在門口主動與訪民攀談，或接待他們上訪。“第一要把訴求寫清楚；第二尋找獲取相關證據；第三應向哪級政府機關申請要求的，就要向哪級政府機關上訪和走相關程序。有些問題不要等信訪局來回答你。”
有時聽到信訪接待員抱怨幹得惱火，他卻覺得輕鬆，“我是訪民，我瞭解訪民的心理需求與飽嘗的辛酸苦辣。”
“信訪工作往往拖、拖、拖，上訪的人只能等、等、等，”他洞悉信訪中兩方的心態，也認為有些訪民糾纏的問題並非合情合理，“根本不屬信訪範疇。”
“領導接見訪民有其選擇性，”他挺同情信訪接待員：他們也無權無勢。訪民發泄滿腔怒火時，“恨不得扒光他們”。
薛明遠與勾利註意到，李華成任職後，上訪人數從平常五六十人、最高時的上百名，驟然銳減。究其原由，除了部分人聽取李的建議，轉換上訪渠道，尋求司法途徑。其他人的心思，五味雜陳。
“他向我們宣傳哪項政策好，我們卻覺得信也是白信。要是上面說話不落實，他一個平民老百姓說是白說。我們跟他爭，他說我也沒法，就這點權限。”
“訪民之前還心存盼頭，起碼有一個領導接見自己。換作他，就變成訪民接待訪民。豈不是他坐在那兒一天，我們的問題就永遠拖下去？”一個不肯透露姓名的訪民對我說，他們在觀望，李華成上班了，政府是否先了結他的事。“要是他都不行，他們則更無望。”
“大家有層彆扭沒好講出來。他到信訪局工作，就是一個叛徒。”許娥芬嘟噥著。一次訪民茶會上，李華成察覺背後有人戳戳點點，交頭接耳發出這兩字。其他人默認不語。
“我也罵過他。”許娥芬的茶室里，訪民譚偉粗聲大氣地說。他不肯服從拆遷，“一塊大石頭從窗外扔進來，12歲的女兒正在屋頭”。被迫搬離使他憤懣難平，他到青羊區信訪局上訪，結識了李華成。
那次，接待人員派李華成出面安撫他。他因排在最後，特別煩躁。李又陪他去見區里新上任的一位副書記。“他在旁督促書記，要公平公正處理我的事。書記也表態，回去立即查辦。”
然而苦等無果，他又來到信訪辦。李華成和他一塊上區政府去找一把手。未被接見，他倆只得悻悻離開。一走出區政府，他當街怒斥李華成，“你是政府的防彈衣，為他們擋槍擋炮。”
“憑良心講，李華成是個好人，他想為大家辦事。”這個自稱“文盲”的中年漢子用打火機敲打桌面，說出訪民們的真實想法：信訪機構“招安”了李華成—既穩住這個資深訪民，又利用他做其他訪民的工作。
李華成越來越失落，自變換角色後，他的問題非但無進展，領導接待他的幾率幾乎為零。更令他倍感屈辱的是，“據可靠消息”，他每月領到的勞務費，竟是街道辦劃撥給區里的。
“我始終都是一個訪民。”他否認他“轉型”過。2014年1月，他向上面提出，自己累了，想休息。
“你若願意，歡迎為信訪服務”
7月6日。又在果園，李華成的兒子坐在我的對面，比他父親高大健壯。李華成欣慰地介紹，兒子讀大三，學的也是新聞。“但請不要暴露他的名字。”
“2006年強拆我家時，我已經有十一二歲，那場面真把我嚇慘了，”李華成的兒子說，一群光著赤膊、佈滿文身的人開著鏟土機，“像攻打敵人似地”對準他家人。年邁的爺爺被拖出屋外，媽媽被摁倒在地上。爸爸一把拉開驚慌失措的他，央求那幫人，他還是小孩。
2009年，待他趕回，家已然淪為廢墟，“支離破碎的安全感，無疑被鏟土機又狠狠碾過。”
“我要考軍校。我要讓自己變強。我要保護自己，保護家人，保護更多的弱者。”而父親的上訪，卻使他夢想破滅。當時，父親一個勁地抽煙，聽任他痛苦地抱怨。
為何改學新聞，他說相信媒體能伸張正義，報道社會不公。“我將來要為底層的弱勢群體說話……”他突然愣生生地問我，誰能維護我們的安全感？
“這不是錢不錢的事。這是犯罪！”在自家寒酸簡陋的大廳，李華成一條腿跪在沙發上，頭埋得低低的，將身子扭成噴氣式飛機狀，“拆遷時，他們用腿壓住我的喉嚨。”父親帶著遺憾走了，去年夏天，母親又含恨離世。他整整四天四夜，沒有合眼。
那時候，他的思路反而比以往堅定清晰。明知讓他做信訪調解是一場游戲，他也想將游戲玩下去，“還要玩好”。他想不失時機增加依法維權的訪民力量，一點一滴地推動體制的改革。他還寄望通過向體制宣傳依法辦事，促使其慢慢地改變。至於他的上訪求助，自然融入此進程中得以突破。他太明白，僅憑個人的力量，簡直微不足道得可笑。
“如果你提出的賠償最終不能達成呢？”我問。
“依法”—他一口咬定，最少要用法律的方式與思維裁判。“如果離法太遠，我會繼續上訪。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。”
“如果依法判定你錯了呢？”我追問。
“依法判定是我的錯，我就承認。不過用法衡量，以事實作依據，我認為我沒錯。”
7月初，解愚找李華成談話。
“他試圖安撫我，說你既然屁股流血，就先把血止住，再回來上班。到時把牌牌做得更大一些。”
李華成這番話被解愚修正：“我歡迎他回來，可沒設置前提。他願意為信訪局工作，我就提供了一平臺。假如其他訪民都願意，我也希望他們和我一起來為信訪工作。”
“有記者問過我，日後你的上訪不存在了，市信訪部門請你做工作，你做不做。我說，信訪不能解決問題。這一制度不改革，做不做都沒意思。”李華成說，當時他這麼回答解愚，現也要鄭重地告訴我。
下午4點多，離開李華成家時，我不死心地請他帶我上村社區辦走一走。他再度載我上路。未幾，一名身穿黑色T恤的男子，猛地從小道騎車竄出。“那是聯防隊員，”李華成小聲說。
那人很快追上我們，一面打量我，一面客氣地問：“李華成，她是你家親戚麽？我看不像喲。”
“我是他兒子的老師。”我忙解釋。他狐疑不定，跟到岔路口才離開。李華成的電瓶車在村委門前未敢逗留，風馳電掣般駛過。
（原標題：“刁民”李華成 失敗的“招安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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